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引导农业开展结构性调整，强调绿色和创新驱动发展，农业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农业发展逐渐从“产量导向”向“质量并重”目标迈进，农业研发投入在农业发展中作用将愈加凸显。因此，高收入国家农业研发公共投资的经验和改革措施，对我国农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公共投资研发激活农业持续发展
农业研发领域的公共投资一直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农业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高收入国家农业研发领域的公共支出增速至少与农业生产总值增速同步或者更快。实践表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产出增长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减少生产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使用量。20世纪下半叶，高收入国家成功实现了农业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型，其主要原因是农业研发投入和工业投入在农业应用中的提高。过去50多年间，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产量的增长显著高于投入要素的增长，反映农业生产技术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几乎翻了一番。
高收入国家政府通常倾向将相当大比例的公共研发支出用于农业领域，其原因在于农业技术创新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但技术的扩散和复制却相对便宜；此外，农业生长条件高度多样化，农业技术必须适应不同地区需求。
随着农业生产总值在高收入国家中的经济总产值所占份额缩小，公共农业研发在公共支出总额中的比例下降也接踵而至。美国农业经济学家保罗·海西(Paul Heisey)和基斯·富格利(Keith Fuglie)等人近期的研究发现，20世纪后半叶高收入国家农业研发领域的公共支出增长显著，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增长趋势出现逆转，2009—2013年，剔除通货膨胀后，高收入国家的农业研发实际支出总额下降了近6%，如果研发投资下降持续，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最终可能会放缓。为了应对新的压力，一些高收入国家纷纷对公共农业研究体系进行改革，破解困境，确保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促进资金投入及目标多元化
高收入国家农业研发投资改革基本政策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公共农业研究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高收入国家的农业研发实际支出面临下降趋势，为应对这种变化形式，一些高收入国家对农业研发体系进行了改革，除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以外，逐渐激励和引导非营利基金会、私营企业的资金投资农业研发领域，力求实现农业研发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
第二，鼓励私营部门在资助和引导农业技术开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私营部门研发投资的增加可以抵消公共部门资金投入停滞的问题，高收入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私人研发的激励措施，以此吸引私人资金对农业创新研发的投入，比如加强对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同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私人资本投资商业化前景较好的领域，鼓励其在农业技术开发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将公共投资支持的农业研究引向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由于公共研发存在“溢出效应”，意味着其社会回报率远高于私人回报率，因此，私人公司往往对这类公共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特别是溢出效应较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高收入国家为更好地促进公共基础研究发展，将财政资金逐渐引向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经济回报率低，私人资本不愿投资或者投资意愿较低的应用研究领域，以此引领全球科研创新。
高收入国家除了鼓励和引导农业研究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之外，还将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业研究从生产导向转移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例如食品质量和营养、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农产品新用途(生物燃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