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午，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0多位环保和法律专家齐聚一堂，共议长江生态大保护。此次研讨活动由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主办，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协办。
会议上，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柯坚直言，长江保护法立法很难，其中也涉及沿江化工污染企业整治及产业转型等问题。但立法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会上，柯坚总结目前长江生态保护已经进入3.0时代。在1.0时代，主要是经济发展重心从珠海等地向内地转移；2.0时代是长江流域大发展，但同时伴随着能源大发展；3.0时代则是走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包括国际经贸环境，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而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立法的变化。
对于长江保护立法，柯坚提出了10个问题，其中包括规划的制度整合问题、生态空间管控问题、环境标准体系完善问题、小水电生态环境影响的制度制约问题、建设长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和信息网络平台、沿江化工污染整治引发的制度规范性问题、农业农村污染防治规范问题、船舶污染防治问题、生态用水法律保障问题以及风险防控问题。
其中，在沿江化工污染整治引发的制度规范性问题中指出，在《长江条例》（送审稿）提出通过一系列综合性措施，规范产业污染的防治与生态环境整治。一是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污染企业推出机制，为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关、改、搬、转”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了对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项目进入工业集聚区的环保要求；三是提出根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或者规划要求，对待相关产业活动进行整治，划定生态环境整治区，并规定整治目标、任务和期限，使其实施法制化、规范化。
长江沿江化工污染整治意味着要取缔落后产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柯坚教授指出，这也是长江沿岸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现实问题，沿江化工污染企业亟待产业转型。伍新木教授直言，长江大保护造成的区域经济下行，这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要坚持生态环境保护，要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